文章 ANN009 探讨《路加福音》（路 2,1-2）所提到的居里扭户口登记问题，以及它们与历史上确证的公元 6 年户口登记之间看似存在的出入。作者依据碑铭资料（Lapis Tiburtinus）、历史资料和罗马行政资料，主张存在两次与居里扭有关的不同的户口登记，从而使路加的记载得以与古典历史文献相协调，并以耶稣生于公元前 2 年为框架。
您可以查阅：
福音书记载中所提到的户口登记问题，是新约年代学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路加福音》明确地把耶稣的诞生与一次在叙利亚总督居里扭的权柄之下颁布的户口登记联系起来（路加福音 2.1-2）。然而，古典历史文献把一次有确凿证据的居里扭任内的户口登记定在公元 6 年，也就是希律大王去世数年之后。
这一看似存在的困难，引发了各种解释的尝试，从质疑路加的见证，到提出历史上的协调方案，不一而足。本研究以下列假设为出发点：希律大王死于公元前 1 年，耶稣生于公元前 2 年。在这一框架内，我们可以重新检视现有的资料，并倾向于采纳存在两次与居里扭有关的不同户口登记的假说。
路加用一个有条理的帝国背景来引入耶稣的诞生：
这段经文既强调了谕令的普遍性，也强调了它处于具体的行政现实之中。然而，当把这一见证与《马太福音》相对照时，就出现了张力：《马太福音》把耶稣的诞生置于希律王在位期间（马太福音 2.1），而历史上确证的居里扭户口登记却在公元 6 年。
这一困难需要深入的分析，而不是匆忙得出前后矛盾的结论。
公元 6 年的户口登记有充分的文献记载，尤其见于约瑟夫斯，新约也在提到加利利人犹大的起事时提及它（使徒行传 5.37）。它对应于犹大地被直接并入罗马行政体系。
然而，若干相互吻合的因素表明，居里扭在公元 6 年的户口登记之前就已在东方担任过职务。古代文献，尤其是约瑟夫斯，证明了罗马行政体系的复杂，以及经常把特殊使命交给高层人物。此外，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居里扭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的经历有据可查，其中包括军事远征和在东方的职责，这意味着他在该地区长期逗留。
此外还有Lapis Tiburtinus的碑铭见证，这是一块残缺的铭文，提到一位曾两度在叙利亚任职的人物，通常被认为就是居里扭，尽管这一认定仍有争议。最后，罗马的行政惯例允许在没有正式总督任命的情况下行使临时的权力，特别是在财政或政治使命的范围内。
这些因素单独来看并不构成直接的证据。但综合起来看，它们使以下假说变得合理：居里扭此前曾参与过一项有别于公元 6 年户口登记的行政行动，这与（路加福音 2.1-2）的见证相一致。
在这种背景下，区分两次行动似乎是恰当的：
这一区分解决了年代上的张力，而不致动摇福音书资料的可靠性。
（路加福音 2.1-2）中使用“第一”（πρώτη）这个词是一个关键因素。按其通常用法，这个词意味着之后还有同类的事件。
当我们考虑到路加本人也提到了后来的一次户口登记（使徒行传 5.37）时，这一观察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理解为作者有意区分两件事，似乎是前后一致的。
另一种解释是把“第一”译为“在……之前”。这在语法上虽然可行，但在叙事语境中不够自然，也不能以同样的连贯性来说明全部资料。
（马太福音 2.1）和（路加福音 2.4）的记载一致地把耶稣的诞生定在伯利恒。这种双重而独立的见证，是支持这一资料具有历史性的有力论据。
约瑟和马利亚的行程（路加福音 2.3-5）符合旧约中所见的家族身份认定的传统（参 民数记 1.2）。“拿撒勒人”这个称呼（约翰福音 1.45-46）则反映的是居住地，而不是出生地。
那些基于缺乏历史印证，或基于伯利恒的弥赛亚特性（参 弥迦书 5.2）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并不是决定性的驳斥，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批判性的预设。
希律作为附庸王的身份意味着相当大的行政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一次标准的户口登记不太可能不经调整就强加下来。
路加的记载指出，各人都回到自己的本城（路加福音 2.3-5），这符合以家族和支派归属为基础的希伯来逻辑（参 民数记 26.2）。
这种地方性的调整可以解释：
把希律之死定在公元前 1 年，使耶稣的诞生得以保持在他在位期间，与（马太福音 2.1）相符。耶稣生于公元前 2 年，与这一框架连贯一致，并使我们能够纳入一次较早的户口登记，而不与已知的历史资料相矛盾。
两次户口登记的假说有几个优点：
它的局限在于缺乏直接的证据，以及所提模型带有部分重构的性质。然而，这些局限并不是驳斥，而是要求采取方法上审慎的态度。
对圣经资料和历史资料的分析，使我们倾向于认为存在两次不同的户口登记。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提到第一次，可以用它规模有限而且没有引起冲突来解释，这与公元 6 年的那次不同。
因此，居里扭户口登记的问题未必指向矛盾，而是指向对两件规模不同的事件的区分。这种方法促使我们对经文进行细致且有历史依据的阅读，并承认古代文献本身固有的局限。
